2006年滚石乐队的“石破天惊”上海演出在国内的流行音乐界和演出市场引起轰动，于是在2007年，更多的欧美流行音乐或者摇滚乐乐队明星陆续登陆中国，尽管这些演出更多集中在上海北京两地，但对华语流行音乐的震撼却是全方位的，这些欧美明星的演出，不仅仅是吸引诸多的乐迷，许多的音乐人和歌手也纷纷到场观看。
更多的国外高品质音乐走进来，对略显贫乏的华语音乐也是很大的促进和提升。尽管这些欧美明星在西方流行音乐界都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和名号，但是来中国还是略有“雷声大、雨点小”的遗憾，因为诸如滚石乐队、艾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罗杰·沃特斯（Roger Waters）等，观众的绝对主力还是老外，而到场的中国观众也是小众中的少数，高额票价是一个问题，但更主要的，还是在演出市场规范以及音乐消费习惯上与西方的巨大差距。
怪象1：观众老外是主力军
国外乐队对待演出一丝不苟的敬业还是很让人震撼的，诸如去年滚石乐队四名成员的年龄加在一起超过了250岁，在现场演出时所表现的爆发力还是让人叹为观止，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60多岁的老将状态始终如一。无论是从音乐本身的质量上还是对待音乐的态度上，都值得国内音乐人好好学习。因为场馆和设备的原因，这些超级明星为了保证演出质量都是自带音乐设备，而无论是Roger Waters还是Eric Clapton，现场都是几近完美的视听感受，可能亲和力上不及华人明星的熟悉面孔，但从音乐感受以及音乐审美上都是顶级的。
滚石演唱会的时候几乎八成左右是国外观众，笔者去年曾经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看过一场灵歌格莱美得主斯蒂芬·科蒂斯·查普曼的现场，几乎清一色是外宾，而美国灵魂乐教父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演出，更是在中国的外国人出钱请过来给自己看，这种现象是很奇特并且怪诞的，明明在本国是很便宜的音乐现场，花几十美元就能搞定，但是有这些国外大牌来中国演出，在中国的外国友人还是宁愿入乡随俗，花高出本国几倍的价钱看演出，这本身也说明中国内地的本有演出是多么的贫乏和没有吸引力。国外明星来中国对老乡的慰问意义，要多于对异国乐迷的传教意义。
怪象2：演出票价居高不下
除却那些在演唱会中的外宾，中国的欧美流行音乐乐迷，已经成为世界上看演出成本破费最高昂的群体了：
Eric Clapton在上海的最高票价是1800元，比起滚石的3000元便宜，但仍高于香港乃至悉尼。
Roger Waters今年2月12日在上海最高票价是2180元，而2月15日香港最高票价仅990港元。
Sonic Youth北京、上海的最高票价分别为600元和580元人民币，比欧洲要贵一倍。
乐评人张晓舟2006年7月在德国的小城盖尔森基兴看Bob Dylan，门票为54.60欧元（约550元人民币），不分等级档次。
乐评人赤潮在香港国际展览中心看Oasis，最高票价750元人民币。
媒体编辑星月在英国海德公园看The Red Hot Chili Peppers加James Brown，最高票价750元人民币。
留学生Jady在西班牙斗牛场看Ricky Martin，30欧元（约300元人民币）；西班牙大剧院看James Blunt，35欧元（约350元人民币）。
Eric Clapton演唱会
上海大舞台，1月20日
崔健、张楚前往“朝圣”
吉他之神Eric Clapton演出的意义要大于演唱会本身。特地从北京飞来上海的崔健、张楚、姜昕以及左小祖咒等中国摇滚乐坛的代表人物，在忽而激烈、忽而轻柔的吉他声中，重温岁月和成长的故事。遗憾的是，Clapton最为中国歌迷熟悉的《Tears In Heaven》并没有在这场演出中演唱。Clapton一向是以“慢手”著称，歌都是中速，没有摇滚乐的爆炸力，舞台上没有漂亮花哨的摆设，主角也羞于言辞。他深情地抱着吉他，整个人专注地沉浸在音乐里，不过，全场气氛还是在他演唱《Layla》，那首蕴含他最多过往和最深感情的名曲时达到高潮。演唱会结束时，场外仍有不少歌迷，由于买不到门票，他们站在门外听了一整夜。
不用花太多脑筋，就能计算出欧美乐迷的生活水准与音乐现场消费支出的对比，以及与我国乐迷的对比。
但这样的现象不能怪罪西方的音乐巨星狮子大张口，也似乎不完全在于中国的演出公司太黑，欧西音乐巨星全球巡演很少设立中国内地站（中国香港台湾除外），却
形成了高质量的音乐表现和超高额的演出票价的鲜明对比。与其说欧美明星来中国是“心连心”式慰问老乡，不如说是整个演出市场没有与国际接轨。
与欧美流行音乐演出市场的差距以及对比说明，我们的流行音乐与国际接轨的代价，首先是高于国际标准的票价；与其再炒作我国的流行歌手，如何在美国开唱，成为国际巨星，不如来反思如此巨大却又显而易见的反差。我们的明星怎样走向世界，任重道远，而我们的流行音乐演出市场如何规范，流行音乐国际交流如何开展，却近在眼前。流行音乐有地域性，但我们的落后却是不争的事实。怎样让更多的欧美流行音乐明星来到中国，让国内乐迷更多更近距离接触高品质流行音乐，如何在不同层面提升我们的流行音乐以及演出质量，培养良好的音乐消费习惯，进而活跃已见疲软的国内流行音乐现状，实现整个音乐文化产业与国际接轨，迫在眉睫。
批文关卡
中间部门多易夭折
Robbie Williams和Jay-Z的上海演唱会，在2006即将到来的时候突然死亡，而2007年欧美摇滚巨星内地演出的洽谈也显得战战兢兢，一个首要的关卡就是能否拿到政府批文，其间有着繁琐的审批程序和中间环节，演出商、场地供应商、文化部门、公安部门、合作媒体……分吃蛋糕的人太多，不规范的操作也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可能，进一步造成许多酝酿中的演出夭折，以及演出成本的居高不下。据称Roger Waters的出场费加制作成本在1000万人民币左右，报批，场租，安全费用等，以及各种名目的公关费。这些颇有“中国特色”的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演唱会的顺利举行。
限制关卡
敏感曲目一律删掉
因为一些固有观念和摇滚乐自身的一些原因，有关部门对西方流行音乐，甚至本国自生摇滚乐的现场演出存在着诸多制约，大型场合的集体性演出必须有有关部门的批文方可放行，所以诸如美国说唱天王Jay-Z这样胎死腹中的个案，也就在意料之中。而就在两个月前的Roger Waters演唱会，也因为当年Pink Floyd乐队在音乐创作中的政治倾向而让人忧心，去年滚石乐队的上海演出之所以通过，也是接受限制删除了几首敏感歌曲。这样的问题出现毕竟是都不希望看到的，有关部门担心演出现场的安全以及冲突也不无道理，而让乐队接受强行限制也是件不好受的事，再加上乐迷更希望听到自己耳熟能详的曲目，西方摇滚乐明星内地演出就是一场充满了坎坷的艰难跋涉。
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在一次采访时说到，文艺市场管理“表面上的理由是治安或者审批手续，实际上把治安管理这种技术层面的问题上升为原则层面，可能是花费很多的工作量把手续复杂化，为腐败提供可能。”
摇滚乐在西方作为流行音乐是主流分支，带给人的更多是感官上的震撼和当代艺术的洗礼，其现场感受是工业体制下流行音乐选秀明星不能比拟的，音乐的价值更多也会体现在这里。诸如Pink Floyd音乐中的时代精神和思想内涵，首先是音乐的，其次才是社会批判。中国摇滚乐的颠峰演出“1994香港红堪演唱会”，在当时给香港的震撼就是对内地音乐现状的重新认识；而中国摇滚乐在自身诸多限制中举办的演出，比如“新音乐的春天”、“雪山音乐节”、“草原音乐节”以及“贺兰山音乐节”，都是音乐本身在说话，并没有出现灾难性的突发事件，因此不妨放宽对欧美音乐明星审批的限制，也放宽对内地自生的摇滚乐和独立音乐的限制。不可否认摇滚乐中会有一些负面因素，但容易区分，更能控制。滚石乐队以及Eric Clapton、Roger Waters的现场表现已经说明，内地乐迷还是期望高质量的音乐演出，并且中国当然是全球最大的流行音乐市场。
就在本文作者写这篇稿子的时候，从演出方获悉，原定5月2日Pet Shop Boys上海演唱会因故取消。
Roger Waters演唱会
上海大舞台，2月12日
现场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Roger Waters登场前，大屏幕上一直播放着这样的画面：一台放在柜子上的收音机、一瓶还剩半瓶的洋酒、一个装了几个烟蒂的烟灰缸……在演出过程中，这样的影像与Roger Waters的表演融为一体———本次演出的影像效果极为强烈，也极富戏剧性，当画面上出现爆炸的场景，在座观众都如亲临现场一般感受到震动。特别让观众感到意外的，当演绎到歌曲《Wish You Were Here》时，一个贴有美国国旗的太空人从内场后区飘起，立刻在观众群里引起骚动，在演绎歌曲《Sheep》的时候，一只“粉红猪”又从舞台右侧飘出，身上还写有“你可以重写历史，但不能改变它”的中文字样，同时，本场演出也得到了大量音乐人的追捧，丁薇、何勇、李泉、常宽等人纷纷到场“朝圣”。无论对于内地音乐人还是歌迷，Roger Waters的个唱，不仅仅只是圆梦。
滚石乐队2006全球巡演中国票价最高
中国上海最高票价3000元人民币
北美平均票价61.45美元（约473元人民币）
香港最高票价 1999港元
澳大利亚墨尔本 75～350美元（约577~2695元人民币）
新西兰奥克兰 100～185美元（约770~1425元人民币）
音乐节缺失
期待7月Live Earth上海站
西方的流行音乐节比比皆是，主要城市几乎都设立各种名目的音乐节，这些大规模的音乐节是真正的音乐盛宴。丹麦的“罗斯基勒”（Roskilde）音乐节（欧洲规模最大的摇滚音乐节）、英国海德公园音乐节、维特岛音乐节等等都是音乐汇演的盛事。据说在欧洲有专门这么一部分人，平时打工，攒够了钱，就背上旅行包穿梭于各个国家听音乐会。音乐节上各种类型的音乐都能听到，爵士、流行、摇滚、朋克、金属、雷鬼，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这在欧美业已形成一种文化习惯，并且已成为青年亚文化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用言必称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即使是小规模的新港音乐节，也够乐迷兴奋好一阵子了。
音乐节也不只是音乐活动的简单集合，更是一个主题性的集体活动，巨型规模的音乐节所展示的狂欢，将惯常的颠覆性和不和谐音迅猛演奏到极至，在场观众的热情也达到沸腾迷幻之境。此外音乐节的还可以承载相当的社会意义，比如Live 8，以音乐的名义，与慈善和公益事业结合起来，流行音乐的社会意义得以发挥。
内地自有的音乐节和内地原创流行音乐一样，成长时间短暂，规模也不大，并且因为资金和设备的问题惨淡经营，几乎不会请到国外歌手，许多音乐节计划因为拿不到通行证而夭折。目前在国内成为一种习惯的音乐节，只有在青少年范围有一定影响的“迷笛”音乐节，以及在更小范围内有影响的“上海爵士周”，但我们看到，2006年的迷笛音乐节找到赞助，朝阳公园的“北京国际流行音乐节”连续两届举办成功，尽管褒贬不一，但似乎有一种还好的态势。与国外动辄连续数天数十只乐队扎推的音乐节相比，我们的音乐节和我们的流行音乐产业一样不成熟。
北京“迷笛音乐节”是内地少数几个有影响力的音乐节之一。
伴随着“迷笛音乐节”以及“上海爵士周”等的进一步完善，2007年北京和上海两地，在“五一黄金周”期间，还会有不同规模以及类型的音乐节活动，同样需要从其他国家的成熟模式中借鉴经验，少走弯路。
如果计划中的2007年7月7日Live Earth上海站能够成功举办，那无疑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音乐节，其意义不仅仅是那些梦寐以求的明星来到身边，也不仅仅是在“Live Earth”这样的环保公益活动，而在于，第一次，在大型的音乐事件上，中国与世界同步。
巡演场次少
连续开演才是成熟表现
在西方国家，乐队巡演是其音乐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规范的演出市场秩序是巡演的保证。关于内地自生的演出市场，在另一个采访中，崔健曾言辞激烈地批判是港台明星搞坏了秩序，“演出市场早就让港台这帮摧毁了，你都不知道一个演出证，要花多少钱去买，港台娱乐是怎么强奸文化市场的……”内地最早的流行音乐市场是从港台明星的走穴内地演唱会开始的，内地的流行音乐本身几乎完全从港台演变开来，明星演唱会作为新鲜事物突然确立。之前香港有着完备的操作模式，而内地的处女地开发是匆忙并且粗放的，于是港台明星的演出物以稀为贵，高额的出场费和演出票价，让内地的流行音乐演出市场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先天发育不良，再加上后天失调，直到内地自产音乐明星的出现，以及“同一首歌”模式的冒头，另一种意义的不合市场规则的操作，从“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本就畸形的演出市场，在各方的牵制中一直步履维艰。
相比之下，香港有着较为成熟的演出市场和演出规则，以及配套的演出场所和设备保障，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比如在香港最常见的是连续演出的场次，温拿乐队连续开七场，某某明星连续开十几场，这样的场面在内地是很少见的，而听闻中张学友有可能在上海连续开演，也应该算是一种进步。与电影相比，音乐的现场演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对明星而言，连续开演也并非难事，因为巡演从来都是其音乐创作计划中的一部分，内地的音乐现场很少有在一个地点连续开场的经历，不论是走穴的港台明星，还是本土的自产明星，几乎都是搁几年几个重点城市走一遭了事，并且更多的完全是宣传新唱片的商业目的。
另一个事实就是欧美流行音乐明星来中国只是集中在中国香港或者中国台北，或者上海、北京等少数几个内地城市，这本身就是畸形的。诸如2006的滚石，在日本有近半个月，遍及日本的主要城市，而中国内地则只有上海一站。什么时候，欧美的音乐明星在中国各地都开始巡演，中国被列为其演出计划的重要一站，在内地举办更多的场次，停留更多的时间，让更多的人耳濡目染，才是真正与世界接轨。
欧美歌手内地演出年谱
1992年 保罗·西蒙（Paul Simon）
1996年 比约克（Bjork）
2003年 山羊皮（Suede）玛利亚·凯丽（Mariah Carey）
2004年 惠特尼·休斯顿（Whitney Houston）深紫（Deep Purple）
2005年 诺拉·琼斯（Norah Jones）伊安·布朗（Ian Brown）
2006年
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黑眼豆豆乐队（Black Eyed Peas）、安慰剂乐队（Placebo）、劲草乐队（Supergrass）、穷街乐队（Skid Row）主唱Sebastian Bach、以泪洗面乐队（Lacrimosa）、后摇班霸脏三（Dirty Three）、Maximo Park、Robin Gibb、James Brown等。
场馆设备不全
缺乏中型演出场地
我们的自产电影可以在大小国际电影节中获奖，而我们的流行音乐，却几乎停留在自娱自乐的自然经济时代，更鲜有华人音乐明星在国际上有号召力，而“内地的演出市场还处在追星阶段，这是很落后的”。
因为北京的大型场馆正在为奥运准备装修，加上上海的国际化程度以及欧美音乐的良好传统积累，所以更多的演出集中在上海，按照内地演出商和海外经纪公司以及艺人接触的情况来看，在欧美艺人心中，东方尤其是中国依然是神秘的，诸如音速青年乐队（Sonic Youth）对中国的了解，不过是麦当娜的一部糟糕电影《上海日出》。所以说中国市场已经做好了迎接海外明星的准备还过于乐观，欣赏欧美流行音乐以及摇滚乐的乐迷还是小众中的少数人群，在国外，看演出是轻松愉悦的生活方式之一，而在中国，看演出还夹杂着更多的附加意义。从目前看，这种消费习惯的培养，代价是昂贵的。
场馆建设也是一个弱势环节，内地的演出场馆几乎全部集中在体育场或者体育馆，或者是小众演出只能容纳几百人的狭小酒吧。而相对中型演出场地的贫乏，能够让乐迷和音乐人都满意的音乐场地的缺乏，也是音乐演出市场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
广州市场萧条
失败前例导致恶性循环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广州市场的情况。本地演唱会市场贫乏，尤其欧美明星更是少有光顾，最早可能还要追溯到1992年的保罗·西蒙（Paul Simon），这与广州的城市地位是不相称的。据演出公司大国文化大中华区项目管理总经理郑女士透露，之前有欧美演出在广州败走麦城的前科，所以使得主办方对欧美明星在广州演出丧失了尝试的勇气，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乐迷小郑对于广州演出市场的贫乏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广州之所以这类的演出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场地。体育中心太大，酒吧太小，星海太高雅。没有那种容纳一两千人的中型的演出场地。”其实2006年广州本地上演的陈绮贞、胡德夫、林一峰等人的现场，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其影响也是全国性的，可见广州乐迷对高品质流行音乐演出的接受度和欣赏特性，但是因为短时效应不明显，高质量音乐演出市场的贫乏，造成了需求和供应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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